中国反诈，西方为什么学不来？

上个月的一个深夜，济南郊区一处无名小道，三面环山，没有监控。党家派出所民警马春雨和两名辅警熄了火，把车停在农场门口的一排车之间，等着一个来“取现”的诈骗分子。

两小时后，“钱”在眼皮子底下被取走。大家又在周边搜查到凌晨2点多，也没发现骗子的踪影。

复盘时发现：从下面走，根本看不到上面有人，从上往下看却一览无余。再往里走，通向村庄和大路。

随着国家对电诈的持续打击，传统转账行不通了，骗子转向现金、黄金、购物卡等实物，线下取现、邮寄钱财等黑灰产由此催生。

这样的场景，在西方几乎不可能发生——没有哪国警察会为了一笔尚未转出的钱，在荒郊野岭蹲守到凌晨。他们管不到这一步，也不认为自己该管。

但我们管了，而且一管就是十年。

一场西方不会打的仗

先来看一组数字。

2025年，山东电诈案件发案数、损失数、涉案“两卡”（电话卡、银行卡）数同比分别下降16.8%、15.1%、23.5%，避免群众损失超40亿元，触网预警后被骗率低于万分之一。

这组数字背后，是一个根本性的治理逻辑转变：从“报案才立案”到抢在转账前劝阻拦截，从“破了多少案”到“拦住多少人”。

过去，考核的是破了多少案、抓了多少人、追回多少钱——这些当然重要。但现在更看重的，是拦住了多少人、避免了多少损失、守护了多少家庭。

这不仅是工作重心的转移，更是政绩观的转变：

把群众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把破案数字放在第一位。

在山东，共有7千余名民警、1.2万余名辅警从事预警劝阻工作，社会劝阻力量达2.6万人。全省反诈系统日均处置预警4.5万条，其中高风险和紧急预警每天约2000条，要求派出所在15分钟内联系并反馈。

这套体系运转的代价是什么？是民辅警一遍遍被当成骗子，是受害人一句句“你们凭什么管我”，是无数次被挂断电话后仍然要打过去。

没有哪国警察会把劝阻转账当成自己的职责，动员这么多力量日夜守着别人的钱袋子。

在他们看来，钱是你自己的，转给谁是你的事，政府管不到这一步。

但敌人变了，打法也得变。但比技术升级更难的，是对于人心的争夺。

信任争夺：比技术更难的是人心

济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预警中心负责人刘兆戈说，骗子们沉得住气，“洗脑”一个月才“撒钩”是常有的事。民警上门劝阻，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已经和骗子建立了深度信任的人。

一位老太被骗40多万后，又来到派出所报案。民警们拿出她手签的保证书，她却不认账：“你们既然知道我要被骗，为什么来劝我，不拦截我的钱，不去抓骗子去？”

刘兆戈无言以对。

这就是反诈的难处：技术手段可以阻断转账，但无法阻断信任。在信任的天平上，民警往往处于劣势。

济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四级警长付玉辉从警6年，从骗子手里拿回钱款的情况，他只见过一次。

那是在2022年，他指导一位被骗40多万元的受害人，从骗子那里“要”回5万块钱。但近几年，骗子越来越警惕，这条路已基本走不通。

付玉辉对反诈意义的理解，来自一个“小案子”。

受害人是一位54岁的保洁员，家庭住址写的是辖区内一处公厕——她被骗了3万元，那或许就是她的全部积蓄。好在通过紧急止付，钱最终被追回。付玉辉说：“之前我倾向于把重心放在案值更大的案子上，但现在我明白，反诈的意义不在案值大小，而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。”

民警们说，对那些对骗子深信不疑的受害人，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只有一遍遍地“磨”，一次次不厌其烦地讲。

3月10日，济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拦下藏有420克金条的快递。受害人起初对警方抱有戒备，甚至还发信息告诉骗子“公安局来了”。付玉辉将其家人也叫到所里，摆事实、讲道理，受害人这才慢慢相信警方。即便如此，受害人始终没有展示虚假理财软件的界面，分局和派出所前后3次找到受害人及家属，生怕他们再次上当。

3月19日，党家派出所接到异常取现线索，受害人正在去给骗子送钱的路上。民警们在济南绕城高速一出口拦下他，将其接至唤醒室。大家坐定，拆开包裹，10万元现金被裹得严严实实。

“对方是不是告诉你有内幕消息，让你下载一个软件，然后跟着他们投资？这都是骗局！”马春雨直接复述出他的遭遇，反复劝说，受害人方才醒悟。

还有一回，党家派出所民警、一级警长石志勇在银行拦住正要转账的大爷，保住了5万元的养老钱。事后，大爷来到派出所，在大厅下跪致谢。

马春雨说：“千百条预警里，多数人可能本就不会上当，但只要拦住一个人，就值了。”

这场信任争夺战，民警们没有别的武器，只有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。

除了耐心劝阻，反诈还需要一套系统性的制度支撑。

算力+两条腿：公安部、工信部推广山东经验

“这是我自己的钱，你管得着吗？”大额提现必问用途、新开银行卡须手抄保证书——这些做法难免引发群众不解。

可就是这样的“笨办法”，让全省新开银行账户涉案率降到了10%以内。

提升安全性，必然让支付结算的效率相对变低。

让反诈成为“人民战争”，山东的解法是社会共治。

省委政法委发挥牵头抓总、统筹协调、督办落实作用，将反诈工作纳入平安山东建设重要内容，统筹全省政法机关协同发力，2024年出台的三年行动方案，健全联席会议制度，用行业通报、约谈警示等过硬措施，推动反诈从部门行为转向全社会参与。金融、通信、公安、街道、社区……各方力量被拧成一股绳。

技术反制同样“硬核”。

如今，技术防范平台日均处理通话千万通、拦截诈骗电话3.17万个、诈骗短信4.56万条。作为涉诈App反制试点，山东上报涉诈黑灰样本占全国1/4以上，公安部、工信部推广山东经验。

上亿的投入，换来的是每年数十亿的挽损。

不过，技术再先进，最终还是得由人来落地。

反诈宣传，也在走“笨路子”。

济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高宇，因神似“苏大强”而被网友称为“大强警官”。他将诈骗手段演绎成群众看得懂的样貌，以案释法。半年以来，他们基于企业微信开发的“泉小安”已接入4.3万个社区群，覆盖济南七成居民，把反诈宣传送到家门口。

这些“笨办法”背后，是一个朴素的道理：

反诈，靠的从不是一招制胜，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坚守、一次又一次的“多管闲事”。

数据背后的真相：为什么西方学不来

西方为什么打不赢这场仗？因为他们没有这套“笨拙”的人防体系。结果就是，他们的诈骗损失在涨，我们在降。

先看数据。

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26年3月发布的官方证词显示：2025年，美国消费者报告的诈骗损失达到15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32.5%。若考虑仅2%—6.7%的受害者报案，实际损失预估高达1960亿美元。

英国金融协会（UK Finance）《2025年上半年欺诈报告》显示，诈骗损失达6.3亿英镑，同比增长3%；投资诈骗损失9770万英镑，同比增长55%。TSB银行数据显示，2025年1—9月，英国的购买诈骗占所有银行转账诈骗的63%，其中六成来自Facebook。

这些数字背后，是西方反诈体系的系统性失灵。

再看治理逻辑。西方政府认为，钱是你自己的，转给谁是你的事。政府没有义务、也没有权力管到这一步。更不要说，不法分子不仅利用境外势力洗钱，还会在外网公然交流“诈骗心得”。

在YouTube上，教你如何“做局”的视频并不少见。《计算机周刊》曾披露，YouTube上存在大规模加密货币诈骗网络，利用数千个假视频和机器人账号操纵推荐算法，诱骗受害者投资虚假平台。Telegram上的诈骗群组比比皆是，诈骗分子通过私密群组协调行动，分享“成功经验”。

西方国家的应对，还停留在事后追查和消费者警示层面，缺少事前拦截的系统性干预。

根本差异在于治理逻辑。

中国的反诈体系，是从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治理逻辑中生长出来的。它不追求所谓的“小而美”，而是构建了一张“大而密”的防护网。

在山东，这张网由4.5万人的劝阻队伍、24小时运转的反诈系统、银行柜员多问的一句话、社区民警多敲的一次门织成。

2016年，山东省反诈骗中心成立。这场与骗子的赛跑，正跑向下一个十年。但真正让这套体系运转起来的，不是技术，而是人——那些愿意“多管闲事”的人。

在我们看来，每条预警背后，都是一个需要守护的人。那可能是一个老人的毕生积蓄，一个孩子的求学希望，一个家庭的全部。

我们最大的安全感，恰恰来自这种“有人管”的踏实感。

这或许就是中国反诈与西方最本质的区别：在钱袋子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（大众新闻记者 盖颐帆）p>